電影導演─李安 真誠的心感動世界

李安給人的印象，溫文和煦。但他走過的成長路，顛簸崎嶇。

高峰深谷間起落，李安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人性角落。他對生命的體悟，令人低迴。他對人性的同情，悲憫寬容。

千山萬水走過，他深刻地體驗到： 真誠地面對自己，愈艱困愈要追尋本心。真誠地面對人性，就算遺憾也令人感動。
【採訪／蘇育琪　攝影／林麗芳】

五月初的紐約街頭，春寒料峭。電影導演李安從一個午餐會議，匆匆趕回紐約大學附近的Focus公司辦公室。新片「Taking Woodstock」正緊鑼密鼓地展開，這已經是李安今天第四個行程了。他的臉上略有倦意，卻非常認真、專注地回答每一個問題。要換到另一間辦公室續談，看訪客忙亂地收拾一堆器材，李安很自然地幫忙拿起好幾樣，兩手滿滿地一路爬樓梯過走道。臨行前，請李安簽書，他慎重地說，這要用黑色簽字筆。寫好後，正要闔上書頁，想了想，又再拿回來，添了「保重！」。遞出書，拍拍訪客的肩膀，笑容中帶著鼓勵，「跑這趟辛苦了。」

「我希望自己是個nice guy，」被問到他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時，李安笑著說，有點不好意思。在許多人的印象裡，這一款質樸真誠、李安式的笑容，揮之不去，十分難忘。

不管是李安的人，還是他的電影，最大的魅力，就是真誠。

「真誠地面對人性……真誠地面對自己，」兩小時的訪談裡，李安一再強調，用他溫和卻堅定的語氣，「你勇敢，願意真誠面對，會開拓出很多空間、很多思路。當在做這樣的開放時，那個能量會影響到你的觀眾，他會跟著進來。」

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經過，李安對人性的諸多面相，有刻骨銘心的體驗。

因家庭的遷徙，小學起就經歷文化衝擊，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間尋求平衡。自小是家中最受寵愛與期待的長子，卻連續兩次大學聯考落榜，無顏面對擔任高中校長的父親。在藝專找到舞台與信心，一路擔任男主角，還曾獲大專話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。赴美留學時，卻因語言問題，只能演默劇或小配角。專心朝電影導演發展後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方式，畢業作在紐約大學影展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，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．莫瑞斯當場要與他簽約，沒想到在美國一留六年，一部片子也拍不成。

戲裡戲外兩個李安

眾人無法想像，三十好幾、有妻有子的男子，如何能熬過六年失業在家的日子，而不認賠殺出。李安卻說，「這是我要做、是我愛做的事情，毫無反悔。我不會說這把我撒錯地方，我後悔，從來不會。」

找到自己的興趣，追求自己的夢想，不斷學習成長，這個小學生都會作文的基本道理，卻極少人能像李安一樣，用全部的生命來孤注一擲。這樣的篤定，來自真誠的面對自己。「我一直知道我要什麼，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一部接一部拍，然後適應，然後從生命裡面學習。」

從生命裡學到的深刻功課，李安直接、間接地透過銀幕傳達出去，觸動觀眾內心深處相同的情感。「拍電影是很真切的體驗，裡面有我許多掙扎，」李安曾說。許多看過父親三部曲──「推手」、「喜宴」、「飲食男女」的觀眾表示，這些電影，幫助他們面對與家人間的複雜情緒，有愛與勇氣進行對話與溝通。

也因為高峰、低谷間來回擺盪過，李安看人性的掙扎，有著很大的同情。「我大概很合適跑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，這跟同情心有關。同情心不是可憐，是相同感情的意思。」他厭惡權威、厭惡用集體的、制式的、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、判斷人性，「或者用一個很簡化、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。有那種力量，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，把它解構掉，」李安表示，解構之後，透過檢討、溝通，「彼此了解，就不會那麼劍拔弩張。」

因此，李安的電影，經常採取違反常規的角度：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（與魔鬼共騎）、剖析「超級英雄」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（綠巨人浩克）、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（色，戒）、大俠也在倫理與慾望間掙扎（臥虎藏龍）。

很難想像，這麼一位處理複雜議題，直指人性深處的大導演，面對現實生活，卻束手無策，「很容易被騙，」說起因人老實、臉皮薄，不會拒絕人，而有無數被騙的經驗，李安笑著說自己是「不太有用那麼一個人。」

但一進入電影世界，李安卻是千軍萬馬，指揮若定。他和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艾瑪．湯普遜，合作英國文學片「理性與感性」，贏得她的尊敬；他導演安妮．普洛的「斷背山」，讓這位以深刻描寫美國西部文化著稱的作家，極度推崇；他和武打片大師袁和平合作「臥虎藏龍」，拍出意韻深遠的武俠片。

戲裡戲外，怎麼有這麼大的差別？

答案還是回到李安的本心──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電影上，電影之外，他不浪費心力，「人就會鬆散、不專心，就會space out，注意力不集中，」李安解釋說。

求真求準不妥協

電影世界裡的李安，要求精準，不輕易妥協。是不是nice guy已經不重要，而是要領著武林高手，精準地傳達複雜深刻的人性。

他不但要求演員情感表達的細緻深刻，就連最小的道具、佈景都不放過。作家龍應台曾經為文讚嘆過李安拍「色，戒」「以『人類學家』的求證精神和『歷史學家』的精準態度去『落實』張愛玲的小說」。文章中提及，戲裡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，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上面的號碼。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一棵一棵種下去的，還特別訂做了一部真的電車。

這種求真、求準的精神，極度磨人。經常在挑戰工作人員的極限，但也激出了驚人的成長與超越。

《十年一覺電影夢》裡，李安生動地描寫他和人稱「八爺」的袁和平，如何「相互刺激，天天就這樣折騰」。李安要求編招時要「把角色個性融入動作」，「打鬥中得有故事，不能乾打」。李安的許多要求，常讓袁和平做得礙手礙腳，長吁短歎，一些動作無法做到也很沮喪。但整個武術班底仍不斷實驗，拚命嘗試，激發出很多新做法，終於拍出經典的竹林追打戲，達到李安要求的「打出一種『意境』」。

不過，還是經常有用盡力氣，還做不出來的情況。袁和平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，「電影是遺憾的藝術。」

何只電影，對李安而言，人生本來就有太多無可奈何的遺憾。「人盡力了，還委屈。人盡了力量，事情還不行。」是最令李安感動的。因此，他電影裡的很多主角，像李慕白（臥虎藏龍）和王佳芝（色，戒），都很賣力。但因內在、外在的種種因素，事情做不成。但他們都盡力了，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。

帶著悲憫的眼光看這一幕幕，李安以愛作為最後的救贖。戲的末尾，玉嬌龍拚了命為李慕白找解藥、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流淚，「（愛的）本質可能是一團霧，摸不清楚。可是你的需求、當你感受到的時候，那是很人性的感覺，這個我是很肯定的，也一直是我不會放棄的，」李安說。

導戲，更導演人生

李安導演的，不只是戲，而是人生。引領觀眾走進人性的細緻幽微之處，李安具有一種獨特的穿透力，可以進出東西文化、古今題材、性別角色、電影片型……。

「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，我們外省人到台灣，適應這裡，然後到美國又適應美國……我遊走過很多的地方，在中間發現很多東西，」李安強調，歷史為台灣帶來多元文化的沃土，是很寶貴的資產及優勢，千萬不要輕易拋棄，「文化這種東西，要維護很困難，要不爽把它丟掉，很快，一斷層就沒有了。」

因此，李安有很強烈的使命感。身為歷史交接的這一代，「我覺得我有責任，要留下一些東西，」李安說，「這是策動我做國片一個蠻重要的動力。」李安希望透過電影，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歷史的影像。更希望透過電影探討的議題，促進溝通。

「人要做深層的溝通，才會感覺到愛，」李安強調，「電影應該是一個provocation（刺激），不是一個statement（宣言）。真正好的電影，是一個刺激想像跟情感的東西，刺激大家討論。」

李安說話，和他的電影一樣，引人深思又有撫慰的力量。然而，再精采的戲，終有散場的時候。帶著意猶未盡的遺憾，訪談不得不結束。

李安笑著說再見，招牌的酒窩更深了。其實，這不是酒窩，而是小時候被狗咬留下的傷疤。

如果電影是遺憾的藝術，那現實人生應是面對遺憾的藝術。真誠的笑容，能讓傷痕變酒窩。真誠地面對人性，就讓遺憾還諸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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