藝術家自問自答 / 為什麼我想做藝術？

Not Performing arts redefined
文/吳伊婷

這是個我最近都在持續自我對話的問題：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做藝術，尤其是表演藝術？

我之前的回答一直都是被雲門舞集公演推坑，然後就開始跳現代舞，又被台南人劇團推坑，就開始做舞台劇。這些是過程，而不是「動力」。一直以來，有個東西在後面持續的推著，醞釀著，每當在創作、寫劇本、排練、演出時，那個東西就在那裡。

所以那是什麼？是什麼讓我可以義無反顧的「摧下去」？

這個問題，在一個很特別的場合中我找到了線索：在不諱言戲劇團的開春聚會中，在夥伴的聊天過程中聽到了這句話：「Abby這個導演喔，我們在排練，她只要看到我們在演，就會笑得很開心。」(我先講，不代表我對排練沒要求!) 對啊，為什麼？我就再回頭去想，這個「笑」在哪些地方發生過？最接近的情境莫過於一個作品做出來、一段錄影發出去、一篇文章寫出去，這些的「笑」都是一樣的。

那，這個「笑」是什麼？那個笑先是一種滿足，任何創作者都有的滿足，但更後面的，是一種安全感。是一種「我在這個舞台上，我可以講任何事情的安全感」，這個舞台不僅僅是我們說的表演舞台，而是「載體」，不管是一個放作品集的網站、一段紀錄片的影像、一個表演的路口、又或是一間博物館。我可以在這個載體上講任何想講的、想說的，在這個作品呈現的形式與時間裡，我不會發生任何「危險」：不管是被批評、被打壓、被干擾、被罵，除非我想讓這些事情故意發生，否則，在那個時空，我與我的話語都是安全的、是自由的。

過去我是一位長期的社運工作者，很多我在乎的議題都來自我的生命經驗。在爭取這些權益的路程中，經歷過很多失語、忽視、遺棄、被操弄。很多社運工作者在經歷這些之後，就會漸漸離開。我的情緒起伏也差不多，但我可能在「韌性/任性」這方面多了一些，所以我才走得久那麼一點點，但是也會有不知道怎麼往下走的時候。話雖這樣說，但也一直都沒有停下來。

我原本以為，很多人是不想發聲，因為他們怕，或是覺得自己有錯而躲藏。並不是這樣的。其實每個人都願意說的，只要有觀眾，哪怕只有一個都好(其實一對一講話又未嘗不是一種表演?)。只要給那個人這個安全且自由的「載體」，他/她就會願意講。

講話，要有人聽到才能讓意識開始流動，每個人都期望被聽到。那，就要去找載體。可是我們這些人可能講話不夠大聲，或是創作不夠主流、又或是根本沒人理我們，那怎麼辦？好啊，沒人理我們，那就自己做啊，發起台灣跨性別博物館計劃與不諱言戲劇團，都是這樣的目的：我們自己創造載體、創造平台，在一個荒蕪人煙的空地，我們開始搭台、開始架燈、開始排演、開始演出。那，給誰聽？給鳥聽、給大自然聽、給自己聽。

先慢慢地讓自己聽到內心真正的聲音，自己也開始喜歡了，那個「笑」就來了。然後，就有勇氣去嘗試找觀眾來看，接著，話就說出去了。退一萬步來講，就算真的沒人要聽，至少我們這裡還有自己人在聽、還有那些記錄，所以無論如何，都值得去做。

當我們有一天看到話說出去了，內心就會有更多的話想要講，慢慢的就察覺到，每個人都喜歡聽別人「講故事」，所以或多或少有一些人會留下來聽。那也有個疑問，也許那些話用畫的、貼的、寫的、推起來的，都可以啊。

過去我因為社會運動，很常做各種公眾演講，這也是一種表演形式，我在演講中經常會動態調整我的內容，以符合不同觀眾的知識水平、經驗、調性。而且很多生命經驗在透過人講述時，就跟看書、看電影差很多。為什麼？

表演藝術與藝術品最大的差別，就是「人」：當有一個人站在你面前時，你會自動注意對方，而且你會接到對方的情緒、情感，也會觀察到肢體語言、動作，而表演者也可以決定要不要與觀眾互動，或者是為了讓觀眾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更改說法，也可能要保護觀眾的情緒而收束。這些就是表演藝術獨有的另一種「安全感」：生動與靈活。

那個故事可能不一定是用嘴巴「講」、也可能是用身體「講」：當語言加入情緒的張力，再/或加入輔以身體的表達，又或者僅僅用身體就能講那些心中所想，對於講述者來說，更「笑」得出來。

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做藝術，尤其是表演藝術，因為在這裡，我是自由的。

(你該不會真心的認為這是PAR雜誌的投書吧?我哪有那麼大的本事，我什麼咖啊拜託~假戲真做，後面就會成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