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影導演─李安 真誠的心感動世界

李安給人的印象,溫文和煦。但他走過的成長路,顛簸崎嶇。

高峰深谷間起落,李安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人性角落。他對生命的體悟,令人低迴。他對人性的同情,悲憫寬容。

千山萬水走過,他深刻地體驗到: 真誠地面對自己,愈艱困愈要追尋本心。真誠地面對人性,就算遺憾也令人感動。
【採訪/蘇育琪 攝影/林麗芳】

五月初的紐約街頭,春寒料峭。電影導演李安從一個午餐會議,匆匆趕回紐約大學附近的Focus公司辦公室。新片「Taking Woodstock」正緊鑼密鼓地展開,這已經是李安今天第四個行程了。他的臉上略有倦意,卻非常認真、專注地回答每一個問題。要換到另一間辦公室續談,看訪客忙亂地收拾一堆器材,李安很自然地幫忙拿起好幾樣,兩手滿滿地一路爬樓梯過走道。臨行前,請李安簽書,他慎重地說,這要用黑色簽字筆。寫好後,正要闔上書頁,想了想,又再拿回來,添了「保重!」。遞出書,拍拍訪客的肩膀,笑容中帶著鼓勵,「跑這趟辛苦了。」

「我希望自己是個nice guy,」被問到他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時,李安笑著說,有點不好意思。在許多人的印象裡,這一款質樸真誠、李安式的笑容,揮之不去,十分難忘。

不管是李安的人,還是他的電影,最大的魅力,就是真誠。

「真誠地面對人性……真誠地面對自己,」兩小時的訪談裡,李安一再強調,用他溫和卻堅定的語氣,「你勇敢,願意真誠面對,會開拓出很多空間、很多思路。當在做這樣的開放時,那個能量會影響到你的觀眾,他會跟著進來。」

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經過,李安對人性的諸多面相,有刻骨銘心的體驗。

因家庭的遷徙,小學起就經歷文化衝擊,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間尋求平衡。自小是家中最受寵愛與期待的長子,卻連續兩次大學聯考落榜,無顏面對擔任高中校長的父親。在藝專找到舞台與信心,一路擔任男主角,還曾獲大專話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。赴美留學時,卻因語言問題,只能演默劇或小配角。專心朝電影導演發展後,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方式,畢業作在紐約大學影展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,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.莫瑞斯當場要與他簽約,沒想到在美國一留六年,一部片子也拍不成。

戲裡戲外兩個李安

眾人無法想像,三十好幾、有妻有子的男子,如何能熬過六年失業在家的日子,而不認賠殺出。李安卻說,「這是我要做、是我愛做的事情,毫無反悔。我不會說這把我撒錯地方,我後悔,從來不會。」

找到自己的興趣,追求自己的夢想,不斷學習成長,這個小學生都會作文的基本道理,卻極少人能像李安一樣,用全部的生命來孤注一擲。這樣的篤定,來自真誠的面對自己。「我一直知道我要什麼,其實很簡單,就是一部接一部拍,然後適應,然後從生命裡面學習。」

從生命裡學到的深刻功課,李安直接、間接地透過銀幕傳達出去,觸動觀眾內心深處相同的情感。「拍電影是很真切的體驗,裡面有我許多掙扎,」李安曾說。許多看過父親三部曲──「推手」、「喜宴」、「飲食男女」的觀眾表示,這些電影,幫助他們面對與家人間的複雜情緒,有愛與勇氣進行對話與溝通。

也因為高峰、低谷間來回擺盪過,李安看人性的掙扎,有著很大的同情。「我大概很合適跑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,這跟同情心有關。同情心不是可憐,是相同感情的意思。」他厭惡權威、厭惡用集體的、制式的、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、判斷人性,「或者用一個很簡化、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。有那種力量,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,把它解構掉,」李安表示,解構之後,透過檢討、溝通,「彼此了解,就不會那麼劍拔弩張。」

因此,李安的電影,經常採取違反常規的角度: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(與魔鬼共騎)、剖析「超級英雄」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(綠巨人浩克)、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(色,戒)、大俠也在倫理與慾望間掙扎(臥虎藏龍)。

很難想像,這麼一位處理複雜議題,直指人性深處的大導演,面對現實生活,卻束手無策,「很容易被騙,」說起因人老實、臉皮薄,不會拒絕人,而有無數被騙的經驗,李安笑著說自己是「不太有用那麼一個人。」

但一進入電影世界,李安卻是千軍萬馬,指揮若定。他和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艾瑪.湯普遜,合作英國文學片「理性與感性」,贏得她的尊敬;他導演安妮.普洛的「斷背山」,讓這位以深刻描寫美國西部文化著稱的作家,極度推崇;他和武打片大師袁和平合作「臥虎藏龍」,拍出意韻深遠的武俠片。

戲裡戲外,怎麼有這麼大的差別?

答案還是回到李安的本心──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電影上,電影之外,他不浪費心力,「人就會鬆散、不專心,就會space out,注意力不集中,」李安解釋說。

求真求準不妥協

電影世界裡的李安,要求精準,不輕易妥協。是不是nice guy已經不重要,而是要領著武林高手,精準地傳達複雜深刻的人性。

他不但要求演員情感表達的細緻深刻,就連最小的道具、佈景都不放過。作家龍應台曾經為文讚嘆過李安拍「色,戒」「以『人類學家』的求證精神和『歷史學家』的精準態度去『落實』張愛玲的小說」。文章中提及,戲裡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,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上面的號碼。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一棵一棵種下去的,還特別訂做了一部真的電車。

這種求真、求準的精神,極度磨人。經常在挑戰工作人員的極限,但也激出了驚人的成長與超越。

《十年一覺電影夢》裡,李安生動地描寫他和人稱「八爺」的袁和平,如何「相互刺激,天天就這樣折騰」。李安要求編招時要「把角色個性融入動作」,「打鬥中得有故事,不能乾打」。李安的許多要求,常讓袁和平做得礙手礙腳,長吁短歎,一些動作無法做到也很沮喪。但整個武術班底仍不斷實驗,拚命嘗試,激發出很多新做法,終於拍出經典的竹林追打戲,達到李安要求的「打出一種『意境』」。

不過,還是經常有用盡力氣,還做不出來的情況。袁和平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,「電影是遺憾的藝術。」

何只電影,對李安而言,人生本來就有太多無可奈何的遺憾。「人盡力了,還委屈。人盡了力量,事情還不行。」是最令李安感動的。因此,他電影裡的很多主角,像李慕白(臥虎藏龍)和王佳芝(色,戒),都很賣力。但因內在、外在的種種因素,事情做不成。但他們都盡力了,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。

帶著悲憫的眼光看這一幕幕,李安以愛作為最後的救贖。戲的末尾,玉嬌龍拚了命為李慕白找解藥、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流淚,「(愛的)本質可能是一團霧,摸不清楚。可是你的需求、當你感受到的時候,那是很人性的感覺,這個我是很肯定的,也一直是我不會放棄的,」李安說。

導戲,更導演人生

李安導演的,不只是戲,而是人生。引領觀眾走進人性的細緻幽微之處,李安具有一種獨特的穿透力,可以進出東西文化、古今題材、性別角色、電影片型……。

「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,我們外省人到台灣,適應這裡,然後到美國又適應美國……我遊走過很多的地方,在中間發現很多東西,」李安強調,歷史為台灣帶來多元文化的沃土,是很寶貴的資產及優勢,千萬不要輕易拋棄,「文化這種東西,要維護很困難,要不爽把它丟掉,很快,一斷層就沒有了。」

因此,李安有很強烈的使命感。身為歷史交接的這一代,「我覺得我有責任,要留下一些東西,」李安說,「這是策動我做國片一個蠻重要的動力。」李安希望透過電影,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歷史的影像。更希望透過電影探討的議題,促進溝通。

「人要做深層的溝通,才會感覺到愛,」李安強調,「電影應該是一個provocation(刺激),不是一個statement(宣言)。真正好的電影,是一個刺激想像跟情感的東西,刺激大家討論。」

李安說話,和他的電影一樣,引人深思又有撫慰的力量。然而,再精采的戲,終有散場的時候。帶著意猶未盡的遺憾,訪談不得不結束。

李安笑著說再見,招牌的酒窩更深了。其實,這不是酒窩,而是小時候被狗咬留下的傷疤。

如果電影是遺憾的藝術,那現實人生應是面對遺憾的藝術。真誠的笑容,能讓傷痕變酒窩。真誠地面對人性,就讓遺憾還諸天地。
天下雜誌 ( HTML 圖文版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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